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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帕客网:王合成的循环经济博客

只有循环,才能经济。循环经济是建设生态城镇和生态文明的基本原理与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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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武汉纺织工学院毕业。国际绿色消费者协会IGCA理事、亚太环境保护协会APEPA中国委员、国家环境保护部《环境与生活》杂志社华南采编中心记者、香港中国城市研究院CUI循环经济中心研究员。现特聘为深圳市宝安区政府观澜街道循环经济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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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制城镇:“新生代农民工”转化为新市民的新途径  

2010-02-11 22:23:40|  分类: 宝安讲坛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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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日前发布,这是新世纪以来,中央一号文件连续第7次聚焦“三农”。与往年相比,这次文件最引起人们关注的就是,首次提出的“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概念。要求把加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作为重点,加快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小城镇特别是县城和中心镇落户条件的政策,促进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并享有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权益。让新生代农民工转化为新市民,并且主要在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落户,这是符合当前实际和未来发展需要的重大筹划。中城院早在前些年就预见:未来5年,将出现股份制农民城镇。特转发以飨广大关注本领域问题的朋友。未来究竟如何,让我们拭目以待:

 

股份制城镇:“新生代农民工”转化为新市民的新途径

——专访“股份制城镇”倡导者、香港中国城市研究院CUI副院长王合成

转载自http://www.cnadtop.com/brand/chengshi/2009/4/28/ab0c67b9-83dd-41e2-bf47-452c35360d03.htm

 

【《环球市长》2009年3月号专题报道】最近,国家主席胡锦涛同志指出,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中国经济发展正面临着外部需求减少等四大压力的严峻挑战。众所周知,消费、投资和出口堪称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目前,全球金融危机造成投资信心低迷,出口大幅减少,唯有刺激消费和扩大内需,成了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保增长的根本途径和重要部署。但是,“民以食为天”。当投资和内需动力不足、城乡一体化进程缓慢、民间资本“笼中虎”迟迟不出和农民工大学生就业形势严峻等四大难题同时交织在一起难解难分的时候,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即将面临由于前所未有的就业危机而造成的社会危机。

怎么办?作为香港新兴的城市发展脑库,香港中国城市研究院CUI副院长王合成运用由“中城院”率先总结出来的城市发展“联动原理”,提出这四大问题或许可以通过营建新型“股份制城镇”这一办法得以迎刃而解。对于这一创新思路,本报记者以“落实科学发展观需要新思维”为题专访了王合成先生。

记者:在全球经济危机冲击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确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为破解这一难题,党中央和国务院也及时出台了刺激消费和扩大内需等举措。作为一间民间脑库机构,你们对此有何独特的看法?

合成:作为全球最大的国内消费市场,中国的消费潜力与需求是其他国家难于匹敌的。这也是全世界跨国公司纷纷进入中国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国家出台刺激消费和扩大内需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但是,透过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给我们带来的教训,中城院认为,与美国超前消费与透支消费(这是造成美国次贷危机的根源)不同的是,中国在社会福利与保障尚未健全与完善的历史条件下,单纯指望刺激消费和扩大内需来保增长是不现实也不持久的。因为,一旦本来并不富足但信奉“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中国百姓,其消费欲望和预期被人为过度刺激而手中除了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外没有更多的钱可花时,反而容易引发失望和抱怨情绪,给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带来后遗症。

在全球金融危机催生人们重拾“节俭”意识的今天,全球金融危机的到来已经给百姓生活带来了不小的变化,降低生活成本与寻找一份工作成为他们生活的主要因素。在经济寒流下,与国家倡导扩大内需恰恰相反的是,政府越是想办法把老百姓腰包里的钱掏出来,老百姓反而越有可能将钱袋子捂得更紧。为了过冬,大手大脚惯了的许多中国人,不得不开始“勒紧腰带”过日子。勤俭、节约,至少在最近一段日子,正成为不少中国百姓的必修课。

其实,当前我国最为紧迫和面临最大的挑战不是消费问题,而是是如何采取措施解决600多万大学毕业生、2000多万失业农民工和其他大量失业人员的就业问题。因为就业乃民生之本,不仅关系着消费和经济增长,还关系着人的基本生存权和整个社会的稳定。问题是,在企业经济萎缩、就业岗位有限(有权威人士称:大学生争考公务员是社会的倒退)的今天,哪里来那么多新增的就业机会来满足几千万劳动大军的迫切需求?

记者:毫无疑问,吸引投资、刺激消费、拉动内需和扩大就业这四大难题,都是当前的难点与热点。其实,要解决这其中的任何一个问题,都将是巨大挑战。但是,你们为何还提出将营建“新型股份制城镇”作为同时解决包括就业难题在内等四大问题的观点?

合成:应该承认,对于中国这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个国家,以上四大难题没有一个问题不是棘手的老大难问题。按照传统的思维与方法,每一个难题都要单独专门成立一个专门班子来解决。实践经验证明,过去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常常收效甚微。因为,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吸引投资、刺激消费、拉动内需和扩大就业这四大难题,恰好像四棵盘根错节的榕树,他们虽然从同一个母体上各自分支出来,但根茎叶都交叠在一起,谁也离不开谁,是一个有机整体。因此,这四大问题要么一起捆绑,相互打通,一起解决;要么则相互牵制与制约,根本无法完全独立解决。如果将这四大问题比作一张桌子的四条腿,那么也只有在桌面找到以后,这四大问题才能真正统一、贯通并联动起来协同解决。关键是,如何寻找破解四大问题的“桌面”?

在2009年两会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引用“莫道今年春将尽,明年春色倍还人”诗句做为开场白并多次呼吁:“只有信心才能产生勇气和力量,只有勇气和力量才能战胜困难。”可以说,“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就是破解四大问题的最好“桌面”。

经中城院长期研究与分析认为:将营建“新型股份制城镇”作为解决返乡农民工的着力点,以此制造大量现实而持续的投资与就业机会,为中国经济升温带来弥足珍贵的发展信心,将有可能引发联动效应,同时解决吸引投资、刺激消费和拉动内需等问题。深圳特区的成功发展经验证明,只要有好的政策和旺盛的社会需求,即便是一块不毛之地也可在一夜之间吸纳社会各种资源,迅速建成“不夜城”。因此,在中国精选几个地理位置独特、区域经济活跃、人口密度较大、社会需求旺盛的小城镇作为“新型股份制城镇”的营建试点,将是同时破解吸引投资、刺激消费、拉动内需和扩大就业这四大难题的一个极具价值的尝试。

记者:作为21世纪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中国城市化进程引人注目。能否简单介绍一下当今世界城市发展趋势?

合成:“城市”由“城”与“市”组成的人类文明的结晶。大约5000年前,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人建筑了世界首批城市。进入21世纪,世界城市化进程明显加速。根据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报告表明:未来全球绝大多数人口有可能都将居住在主要聚集在沿海的城市里。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城市”本身成了一种稀缺商品。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先生曾经说过: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人们居住在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美好。因此,“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就成了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主题;二是“城市”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由于人才和企业变成无国籍的“世界公民”,因此,作为市民和企业的容器,城市取代企业成为21世纪国家竞争的主体;三是城市的多少决定国家的富裕程度,城市的成功就是国家的成功。作为货物、资金、人才、项目与信息的集散地,城市是国家经济发展主要的推动力;四是城市需求是经济发展之源。作为当今世界上需求最旺的稀缺产品之一,顺应社会需求全面吸纳社会各类资源投入制造新型城市,成为经济发展的引擎;至于新一代城市群、城市圈、城市带的发展,更是成为一个国家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总之,在全球城市化进程加速的今天,“城市”成了国家发展的主题。

记者:就像上个世纪80年代初大家对于“股份制企业”不理解并议论纷纷一样,对于新型的“股份制城镇”这一新概念,相信很多人听都没听过。作为一个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个创新名词,能否简单介绍一下它的来龙去脉?

合成:当前,中国城市化与城乡一体化进程在加速进行,整体形势是好的。但也存在三个根本性的问题制约着城市巨大的功能和效率的充分发挥:一是城市资产投资与归属问题。长期以来,与国有企业资产一样,国家是城市资产的虚拟主体,而千千万万市民却与城市投资与资产无关。由于城市资产实际主体的模糊与缺位,就很可能从根本上造成一旦城市发生重大投资决策失误或经营不善而造成城市资产大量流失与浪费时,除了国家买单和市民受损外,没有任何决策者和经营者对此承担责任;二是城市凝聚力与向心力问题。作为城市的一名“过客”,市民与城市的关系是脆弱的,城市发展好坏与否,与市民个人没有多少直接的关系。只有解决“市民就是城市的股民”这一根本性的问题,将城市发展的红利与市民发展的前景结合起来,城市的凝聚力与向心力才能空前高涨起来,极大地提升城市竞争力;三是城市治理结构问题。与国有企业治理结构改革一样,将传统的国家占有100%股权的城市改造成一个投资多元化、主题多样化、管理联动式的股份制城市,让企业和市民参与城市的投资与管理,是实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人民管”这一现代城市综合治理的有效方式。

鉴于此,为破解传统城市营建与管理上的问题,从根本上确保城市发展的长治久安和永葆活力,我们提出营建“股份制城镇”。所谓新型“股份制城镇”,就是参照国有企业沿着“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方向进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的路子,吸纳“经营城市”的有益成分,顺应国家城乡一体化发展潮流(城乡土地适当规模流转),在国家主导与控股下,在某些特定的区域(如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成渝经济圈、环北部湾、长株潭、武汉1+8经济圈等地城乡结合部位),实验性地从城市的投资主体、建设主体和管理主体,设计并开创未来新型的城市营建新模式,让农民成为股民,让股民成为市民,真正实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人民管”的梦想。至于“股份制城市”,则是未来中国城市的普遍营建模式,是新型“股份制城镇”营建模式的升级版。

记者:作为一种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新思维,我们目前虽然无法去论证新型“股份制城镇”营建的可行性。但是,我们很关心的是,它对破解中国目前遇到的诸如就业危机等问题,有何现实的价值与作用?

合成:新型“股份制城镇”的提出,本身就是寻找破解吸引投资、刺激消费、拉动内需和扩大就业这四大难题根本办法的产物。它在中国的诞生,将会产生四大积极作用:

第一是在当前金融危机下真正扩大内需。新型股份制城市的开发建设,将涉及包括勘测、规划、设计、建设、建材、维修、装修、咨询、中介、家纺、园艺、清洁、物业、餐饮、商场等几乎所有的行业,而这些行业,大都是劳动密集型行业,恰好能有效吸纳大批具有熟练手工技术的农民工和抱有造城理想的大学生,这对中国的内需拉动是最为明显有效的;

第二是加快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进程。由于新型股份制城市通常选择城乡结合部,是城市带动乡村发展的一个节点。由于采取国家、投资企业、市民和原住居民多元投资的办法,公平公正地平衡各方利益问题,推进工作会相对顺利。根据中央十七届三中全会有关“农村土地允许自由流转”相关精神,新型股份制城市的诞生,将加速中国城乡一体化进程;

第三是促进民间资本这只“笼中虎”出笼。新城建设普遍遭遇建设资金短缺问题。而新型股份制城市的投资、建设与管理,它是一个与股票、基金、期货等投资不同的市民投资,作为兼具股东和消费者双重角色的投资人,对于城市固定资产此类看得见摸得着且稳健升值的投资,市民比较有信心。因此,新型股份制城市的投资、建设与运营,将革命性地吸引民间资本这只“笼中虎”逐步出笼,一举破解国内投资与消费需求低迷之局面。

第四是解决目前趋于紧张的农民工和大学生就业问题。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中国面临有史以来最大的就业危机。建议中央政府及时将就业危机提升到战略高度。而营建新型股份制城市所涉及的各行各业,可以为大批农民工提供几乎所有的工作机会。参照深圳经济特区划个圈的做法,如果中国营建3-5座股份制新城,那将至少接纳1500万掌握熟练技术农民工就业,不仅极大缓解趋于严峻的就业压力,而且将就业压力转化为新城的营建动力。

记者:解决劳动就业的问题,有很多解决办法。你们为何将营建新型“股份制城镇”作为解决返乡农民工的着力点?

合成:即便一个相对稳定发展的社会,它所能够提供的岗位也是有限的。何况在经济危机冲击与就业大军增长双重夹击下,中国的就业形势将更加严峻。因此,要从根本上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为中国经济鼓足发展的信心,同时促进吸引投资、刺激消费和拉动内需等问题的解决,我们认为营建新型“股份制城镇”将是解决返乡农民工的关键着力点。

理由一、相当一部分农民工返乡后,有些已经不能适应或不能胜任田间农活;更重要的是,这些农民工返乡,基本上也不能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而且与当前的城市化趋势相悖。因此,需要结合我国城市化需要通过制造“股份制城镇”来创新解决当前就业问题。

理由二、借助国家拉动内需的积极财政政策,发展中小城镇,增加中央政府对中小城市和城镇的投入,既是拉动内需的有效方式,又是解决当前就业难题、推动城市化进程,从而解决当前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的重要环节。

理由三、推动城乡一体化进程。目前在我国661个城市中,50万人口以下的中小城市就有533个,占全国城市的80.6%,中小城市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59%。中小城市不仅数量多,而且分布也比较均匀。发展中小城市,必然会带动小城镇的发展,实际上,推动小城镇发展也是发展中小城市的应有之义。中小城镇是城乡结合点,可以为从沿海返乡而又不愿意回乡务农的农民工提供就近择业的机会,推动城乡一体化进程。

记者:作为一个巨大而长期的公共利益系统工程,营建新型“股份制城镇”可能需要循序渐进梯度发展。你们作为这一新概念的倡导者,有何具体的建议?

合成:作为城市发展脑库,我们中城院早在5年前就已经开始了“新城市”营建模式的研究与探索,一批最新的实验型研究成果如《中国“股田制”试验报告》、《股份制城市——中国城乡一体化营建模式》即将面世。在“股份制城镇”营建上,我们提出以下7条建议:

建议一、在4万亿元拉动内需的资金中设立新型“股份制城镇建设专项资金”。可以按国家、地方、企业和市民多个一点的办法筹资建设,吸纳各类社会资源营建股份制新城,用以推动内地特别是返乡农民工比较集中地区的中小城市及其小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不仅可以在短期内增加就业岗位,而且可以推动城市环境与功能的升级换代。

建议二、慎重选择试点地区并树好样板“股份制城镇”。建议在国家主导下,可在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成渝经济圈、环北部湾、长株潭、武汉1+8经济圈等特定的区域城乡结合部位,尤其是在三个城市交界处(如长株潭、北钦防等地),由相关各方各划出一块地出来做股本,组成股份制新城区,实验性地从城市的投资主体、建设主体和管理主体,循序渐进开创“股份制城镇”这种未来的城市营建新模式,为加速中国城乡一体化开路。

建议三、科学选准一种能够自我完善、自我循环并极具竞争力的主题产业,以概念造城的办法营建新型“股份制城镇”。作为“股份制城镇”的前身与雏形,温州龙港城、深圳华侨城、贵阳金阳新区等地区,已经在新城营建模式上给中国探出了一条新路。最近,继苏州工业园、天津生态城之后,新加坡与广州市签署共建“知识城”项目,其本质就是政府主导下的多元投资建设与运营的股份合作制的新型主题城镇。

建议四、要增加中小城市及其城镇居民社会保障方面的建设投入。应在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中积极推进社会保障建设,为大学生和农民工到中小城市及其小城镇就业和生活解除社会保障方面的担忧。同时,还应在中小城市及其城镇率先进行制度创新。只有进一步开放户籍管理,并在医疗卫生保障和教育条件等方面进行一系列改革创新,才可能提高中小城市及其城镇居住的吸引力,使其真正成为城市化进程的依托。

建议五、清除相关不利就业的法律条款,尽可能地扩大就业。非常时期,需要非常措施。就业问题刻不容缓,那些不利就业的法律条款应该在非常时期进行特殊调整。这样虽然有可能会损害某些群体甚至劳动者的局部利益,但如果劳动者连饭碗都没有,又何谈就业权益的保障。比如,新《劳动合同法》实施一年来,实践证明存在不少不利于扩大就业的条款,应尽快进行清理调整甚至删除,为扩大就业铺平道路。

建议六、尽快制定和颁布《股份制城镇法》和《创业促进法》,鼓励社会投资进入城市建设领域,通过投资创业带动劳动就业。如果能尽快颁布《股份制城镇法》、《创业促进法》,化就业为创业,将为千千万万人士创业扫清障碍,不失为解决就业的一场破冰之旅。创业带动就业,让更多的人都来创业,那么就业人数会水涨船高。尤其是《创业促进法》的出台不仅可以保障劳资双方的利益,也能够鼓励创业者施展拳脚,催生出更多的就业机会。

建议七、树立“以人为本”执政理念,把就业率纳入政府官员的考核体系,促使各级政府重视就业问题。面对我国可能长期存在的就业危机,我们建议中央政府今后对各级政府官员的考核,不仅要考核GDP,而且应以就业率作为评价官员业绩以及官员升迁的一个重要指标。其实,就业率的提高与经济发展本来就是正相关关系,就业率提高了,自然经济增长率也会同步提高,这样才有利于我们社会的全面、和谐发展。

总之,目前中国最大的危机之一,就是就业危机。而就业问题的本质是就业岗位供小于求,其问题的严峻性已经迫在眉睫。只有把就业危机上升到战略高度,对症下猛药——在中国试点营建新型“股份制城镇”,通过制造大量的投资和就业机会,才能不仅真正解决就业难题,而且能切实推进城乡一体化、国内需求驱动、民间“笼中虎”出笼,为中国化危为机,迎接60周年华诞,进而快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写下深刻难忘的一页。

 

作者王合成:资深循环经济与生态城市研究员。现特聘为深圳市宝安区观澜街道循环经济办研究员。兼任中华绿色版图示范工程(贵州惠水)副主任、国际绿色消费者协会IGCA副会长兼秘书长,香港中国城市研究院CUI副院长兼循环经济与生态城镇中心主任,“中国避暑之都”贵阳城市品牌顾问。近些年来,发起“绿色消费看指数”、“黔山秀水保护行动”、“生态八卦城人居环境营造模式”、“四渡赤水国际越野赛”、“中华酒令擂台赛”、“限用一次性纸巾,重拾可循环手帕”、“环保手帕飘起来全球绿色行动”等生态城市环保主题活动,出版有《循环经济:再造生态城市新模式》等专著。互动邮箱:Citybrand@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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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晚报:1亿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准备好了吗

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日前发布,这是新世纪以来,中央一号文件连续第7次聚焦“三农”。与往年相比,这次文件最引起人们关注的就是,首次提出的“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概念。

文件中说,“新生代农民工,指的是以80后、90后为代表的新一代农民工,他们在1.5亿外出农民工中约占60%。相对来说,这些人对农业不熟悉,同时,他们又特别渴望融入城市生活、城市社会,但从制度到心理到具体措施,我们都还没有做好接纳的准备。 ”

新生代农民工年龄从18岁到25岁,具有典型的“三高一低”特征: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高,享受要求高,心理承受力低。他们对农村故土有疏离感,生活追求与市民差异不大,有愿望也有必要转化为新市民,但现实困境却使这一群体成为城市的一个管理难题。究其原因,除了他们自身在观念、素质等方面存在不足,现有社会管理制度更是形成重重藩篱,让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难以找到归属。

这些藩篱主要体现在户籍制度、居住等福利保障和权益保障三个方面。户籍制度隔绝了大多数农民工落户的可能,从心理上断绝了他们的归属感;高昂的居住成本则从物质上堵上了农民工在城市安家的希望;有难无处讲、受侵无处申,农民工普遍严重缺乏权益保障,也让他们难以安居乐业。昨日就有报道称,杭州市10多名绿化养护工人在一家公共顾所“安家”,他们承担着最脏、最累的活儿,却享受不到城市职工应有的待遇,怎么能指望他们把城市当家呢?

正是为了扫清这些藩篱,中央一号文件要求把加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作为重点,加快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小城镇特别是县城和中心镇落户条件的政策,促进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并享有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权益。所谓的“符合条件”虽然尚不清楚具体标准,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就是当这些符合条件的农业人口转为当地的城市居民后,他应当享有和当地居民同等的权益,包括就业、培训、保障性住房、子女就学等。

让新生代农民工转化为新市民,并且主要在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落户,这是符合当前实际和未来发展需要的重大筹划。虽然为此城市将不得不承担经济成本,但我们必须看到他们将在我国城镇化过程中起到的巨大作用。这一青年人群体约占全国人口7%,而城市户籍人口老龄化趋势日趋严重,因此他们注定将成为未来20年城市建设的主力。如果不给他们享受到应有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福利待遇,那么不仅仅是1亿国民的幸福无法落实,也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发展和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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